壹：为何选择6月6日发放5G商用牌照？

中国选择在6月6日正式办法四张5G牌照，我认为是一种“综合理性”考量之后的结果。

赶在上半年结束之前发5G牌照，且一次性发了四张，超出了大部分人的预期。去年12月左右工信部还曾对外说发布试商用牌照，以及在今年3月份释放择机发放牌照的信号。

只不过没有多少人会认真预见到在今年上半年发了四张，因为整个产业链都在等待17个试点城市试点的结束，而在很多资深业内人士看来，在此之前发放牌照由于产业链，尤其是终端成本高昂，合适的发牌时间应该在明年年初。

不过这或许是一种理性之下的误判——纯粹经济动物思维的误判。所以我对此时5G发牌，形容为综合理性决策：综合理性是权衡全球5G发展格局、竞争态势、时局形势之后的选择，这种选择在任何单一的从技术成熟度或者经济成本的视角的分析都会令结论有失偏颇。

中国5G产业发展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态势，如果我们超越中国市场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在5G领域发生了一些事情，正在对我们形成压力，从德国英国澳大利日本对中国设备商的封堵，到多个西方国家参加的布拉格5G安全会议，再到美国针对华为的禁运，一种扭曲的力量正在迅速形成，这种力量是在安全的名义下对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逆流，但是来势凶猛。

对于中国5G产业链来说，需要一种突破，以对这种扭曲和逆流对冲。在规模试验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提前发放5G牌照，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至关重要的选择。通过发牌，监管层提前消除产业不确定性，力促中国5G产业链发展的意图非常明显，其核心在于为放大和释放中国市场力量的决定性作用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这一点，从工信部在5G发牌的官方声明中也可以明确的看出来。在这个考量中，非常明显的是产业的发展是管理层关注的重点，只有在产业的供给侧完成改革，才能真正的解决需求侧（用户）的体验的问题。这也是一种综合理性，在两难选择中，你总要选择一边，那么本着长期收益最大化的原则，首先促进5G供给侧的发展，是符合公共利益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整个5G产业链，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顾及大局”，所谓大局，就是整个产业的利益和发展，而不是一家之得失，更不是谁比谁速度快的低层次竞对，也不应该是上下游伙伴之间的信口承诺。如何形成市场的合力，让中国市场的力量真正的对全球5G产业链形成积极正面的推动力，是整个中国5G产业链需要思考的哲学问题，否则5G牌照提前发放的意义在哪里？

中国发放5G牌照之后，将对5G技术全球市场形成某种确认机制，全球供应链的可靠性将是一次检验和选择。

贰：5G的成败是全社会的事情，不只是电信运营商的事情

5G是一种通用技术，就像电力一样。某种意义上，5G商用可以分为大商用和小商用，小商用即传统意义上电信运营商被许可正式开始网络建设和运营；大商用是各个行业与5G的深度融合。

从这个角度，5G的成败就不再是电信运营商一家的事情，二是整个社会的事情，对于各个行业而言，或许也应该有一个5G商用的路线图。以目前的阶段看，已经充分意识到5G+的未来前景的行业包括自动驾驶、视频、工业制造、互联网。其显著性的标志相关国际和国内的技术组织、产业联盟、国家行业发展指导意见都已经把5G作为最重要的技术要素纳入技术演进规划，并已经开始积极的推动产业试点。

在5G商用之后，电信运营商、5G设备制造商、行业组织、国家标准化机构、产业技术联盟应该协同起来，首先从技术和标准层面解决5G与行业融合的问题，各方应该审视和检查现有的行业技术标准，并展开讨论，或许成立某种新的组织是必要的。比如建筑行业、智慧城市、电力行业、交通行业、制造行业。整个社会需要意识到，如果不首先从技术规范和标准层面展开严谨、认真、系统的讨论和研究，并更新本行业的规范体系，5G与行业的融合将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

每个行业的领导厂商的CEO，是的，不是CIO，需要考虑5G到来之后对自己的市场地位和业务的挑战，如果观察每一代信息技术的进步，我们会发现影响社会的关键技术的周期更替，对行业巨头的影响是最大的，以通信行业自身为例，已经消失的巨头就包括北电网络、摩托罗拉。传统行业在新技术的冲击下巨头被淘汰的更是比比皆是。

当然，最重要的事情是需要为5G准备人才和预算，无论是作为CIO还是CEO，都需要马上为5G准备相应的人才，把5G人才的招募和培训提上议事日程；并为每个业务部门准备好相应的预算。

显然，政府部门是推动5G发展的关键力量之一，对于5G如果我们同意是像电力一样的通用技术，我们可以回忆起今年大力推动的煤改电，政府部门提供了政策指引和财税补贴以加快煤改电的进程，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呼吁对5G的采纳，出台相关的财税扶持政策是必要的，这是一种技术指引，你可以把5G看作是是一种技改，提供资金补贴将是合适的，也是必要的。其目标是政府通过财税政策为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一种倾向指引。

叁：用一张牌照解决700M频段的问题是中国式智慧，中国广电欢迎入局

700M频段的问题始终悬而未决，5G发牌这一问题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为中国广电提供一张5G牌照是中国智慧。

笔者早在2018年就曾经撰文呼吁700M给广电是一件天大的好事，理由有三个：一是在竞争模式上，由于脱胎于行政体制，我相信国网的5G玩法将与三大电信运营商纯市场化的玩法截然不同，有利于三大运营商创新和学习；二是将扩大中国5G市场规模，对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有利；三是对用户有利，可以多体味市场化和非市场的带来的丰富多彩的全新服务体验。

为中国广电提供一张5G牌照，至少有三个意义：

一是能够扩大中国5G市场规模，加速发展5G产业。 700M频段或将成为中国广电开展5G运营的主要频段，优质的低频红利被纳入移动通信，多年未能解决的问题得到根本性的处理这将进一步促进广电系的内部资源整合，对中国5G发展引入新的资本玩家。

二是中国5G频段分配与全球同步，有利于享受全球频段红利。知名自媒体网优雇佣军曾经做一个全球主要国家700M频段5G分配统计，美国（70M）、日本(120M)、法国(110M)、德国(60M)、新加坡(90M)、俄罗斯(60M)、韩国（40M）、英国(60M)已经把该频段用于5G并拍卖给了电信运营商。此次给中国广电发5G牌照，可以说在主流频段上，中国与全球电信产业频段分配格局即将保持一致。700M频谱的加入，将对中国5G的产业发展产生巨大的加速作用，新的产业链将会出现，同时网络覆盖平均成本也会长期降低。

第三，中国广电运营5G，将丰富5G的场景。我们需要认识到一个事实，即中国广电在体制上整合视频内容产业具有天然的基因优势，5G牌照为中国广电提供了整合运营的筹码，各地有线网络、电视台的谈判地位和被整合难度将减小。这将为5G在两年之内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场景。

当然或许会有人争辩说中国广电自身格局复杂整合挑战较大，以及缺乏足够的资本大规模建设5G网络，甚至缺乏专业的运营人才，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静态的观点，其实这些问题并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只要给予产业发展的机会，问题都是可以在发展中动态的解决的，关键是顶层的制度设计上，要扫清700M频段加入5G朋友圈的障碍，剩下的事情交给市场就可以了。

肆：资金是5G建设的关键问题，但是解决问题并不是没有办法

5G将需要大量的资本，这个问题众所周知，更密集的基站，更多的能源需求，新的维护和运维技术，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所以5G的发展成败将受制于资本的规模和投入的时间阶段。

在过去的几年，中国宽带战略实施，提速效果非常显著，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其主要的实施主体是电信运营商，通过大规模的资本投入，中国的基站规模、光纤里程、网络容量，都迅速做到了全球第一，并实现了普遍服务。到了5G时代，国家宽带战略有必要继续实施，但是我认为实施的主体应该扩大。虽然不至于在通信行业发展早期全民变相集资发展通信产业，至少在融资模式上，要为电信运营商、设备制造商。终端制造商提供政策层面的顶层设计，尤其是电信运营商作为产业链的下游，需要在网络的建设上提供某种新的融资机制，才能达到为有源头活水来。

当然，整个社会也需要从大格局的视角重新审视实施多年的提速降费战略，做好短期需求与长期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平衡。

资本是一个问题，但是作为一种能够改变社会的通用技术，如果能够有合适的顶层设计，逐利的资本是不会放过这一巨大的风口的，这其中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在短时间内建设完成一张全球领先的5G基础设施网络，并把这一基础设施视为一种公共品提供政策的支持。

伍：别担心，NSA是眼前的苟且，所有人都知道SA才是诗和远方

目前，商用部署的5G版本是NSA，非独立组网，主要支持eMBB业务，即增强移动宽带。这与5G标准的长期承诺，即面向行业场景的支持存在一定的差距。一是因为目前支持SA的标准还未能完全冻结；二是基于现实成本考虑，借助已有的4G网络，可以实现快速部署5G。

对此，有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妥协，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技术理想主义。任何新的技术的发展，都需要得到“人”的认可和充分的认知。从个体的心理结构和认知结构分析，5G首先提供个体可以直接感知的到的体验，将首先为市场提供信心，并完成5G的普及和教育。部署NSA之后，再部署SA，可以说具有水到渠成的效果：NSA完成市场普及教育，为5G跨过技术鸿沟进入快速普及阶段；SA顺势而上，缩短在行业场景的采纳周期。

相反，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等待SA，那么在个体尚未充分的认知和体验5G的情况下，必然增加局面的复杂性，并且可能导致整个社会失去对5G的信心，更关键的NSA可以为SA的部署提供资金支持，缓解在行业场景电信运营商和客户大规模的投资的困难。

此外，如前所述，SA的广泛应用还需要行业标准化组织修订技术标准，这需要时间和耐心，在这段时间，通过示范和验证的方式推进，并不影响长期的发展。

电信运营商中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已经明确表态把SA作为目标。比如从2019年开始中国电信在北京等8城市开展SA+NSA混合组网的扩大试点，已实现多省多地跨域联通的5G规模试验网。所以没必要担心中国的5G会在这方面不领先，华为在2018年12月份就宣布已经通过工信部组织的5G独立组网(SA)测试。技术方面的成熟度并不熟问题。

陆：电信运营商最大的挑战是思维的挑战和组织的挑战

5G发牌，对电信运营商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的开始。可以说，电信运营商在5G上从思维到组织并没有真正的准备好。管道思维根深蒂固，的到来，对于电信运营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咨询公司STL Partners把电信行业定义为 “协同时代”，在协同时代有两个基本特征：

1）电信行业本身已经趋于成熟，或者说增长不再是电信行业的主要任务

2）人类面临前所未有之大挑战，达到国家，小到企业和个人，环境压力和资源压力越来越大，经济、社会、个人、组织，都需要协同起来共同解决这些前所未有之困局。

STL Partners毫不客气的指出：电信运营商追逐的目标“改善世界的连接型，让更多的人口连接到网上，不太可能为电信公司带来大量新的收入”，因为这已经不是整个社会要解决的“大问题”，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根本不关注这个问题，因为这不是他们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全球的电信运营商，尤其是中国的电信运营商还在思考5G时代流量怎么收费，用户怎么增长，在整个社会看来，这不过是“芝麻大点事儿”，资本市场、公众和政治家，根本不关注。

如果电信运营商的思维，在5G时代不从自己的增长身上离开，去关注和研究整个社会的问题，那么电信运营商被时代抛弃将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组织的挑战是另一个电信运营商面临另一个严峻的挑战，始于固网时代，按照行政区划，以属地运营为主的组织机构，尽管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和4G时代，电信运营商以垂直领域专业化运营机构的模式做了调适，但是在本质上以属地运营为主的组织运转模式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5G的业务特征是超越地域的、跨越行业的、超运营商的、超组织的；这与行政区划为主的属地运营并不相容；而更为关键的是准行政管理的组织控制模式和自上而下的KPI指挥棒机制，在面对复杂的行业市场、逐渐大一统的行业融合、企业自身上下游产业链融合大趋势下，会显得更加僵化。

5G需要电信运营商彻底的改变自己的组织结构和组织运营模式，这个课题刚刚开始，我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在5G时代能否成败的关键。此前笔者曾经提及一个观点，认为在5G时代电信运营商的核心任务是：寻找并构建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行业科学家共同组成的人才队伍，构建一个能够理解人类、国家、社会、人的问题的知识生产能力体系。那么，组织的变革，也需要根据任务进行调整。

柒：中国5G的发展还有哪些必须迈过去的山

5G发牌是中国5G发展的发枪令，只是开始。真正的发展还有很多挑战需要去克服。

短期来看，中国5G发展需要完成规模性的网络建设，中国移动就宣布将加快5G网络部署，预计在今年9月底前在超过40个城市提供5G服务，让用户“不换卡”“不换号”就可开通5G服务。

但是网络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设备商比如华为、诺基亚贝尔、爱立信提供足够的设备，也需要高通、Intel等提供芯片的产能，电信运营商部署网络也需要周期，能够开通多少的城市，取决于5G产业链的协同。

5G终端是另一个门槛，目前能够支持5G的手机主要以华为、OPPO、一加、小米、三星为主，最大的玩家苹果由于与高通和Intel的恩怨，在2019年看来没有希望能够推出5G手机。无论是款式和价格，5G手机都还需要时间。整个终端产业链能够准备出普及型的5G终端至少还需要一年以上，这是客观的产业规律。

5G原生应用还在路上，在这方面，目前可以体验的4K/8K直播、无人机、VR/VR/XR、云游戏，以及自动驾驶、智能工厂、远程手术，大都还是阳春白雪，原生于5G的应用还需要传统行业与电信行业共同协同创新，关键是投入创新的成本。考虑到创新是少数人的事情，以及是高风险的事情，短期之内我们不能指望能够有杀手级的5G应用，或者我们只能从4G的杀手级应用中寻找5G增强的应用。

安全是另一个5G发展的关键挑战。由于引入了新的以IP为主的网络架构和新的业务模型，整个5G的安全机制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5G是以数字社会的基石的姿势出现的，其将于AI、IoT共同组成未来数字社会的基础设施，与4G、3G、2G完全不同，5G能够支持大规模的设备连接(汽车、医疗仪器、工业控制设备)，引入垂直行业的全新业务（自动驾驶、远程手术、工业互联网）、基于云和IP的全新架构（SDN/NFV），这为5G的安全架构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在2018年，Wipro曾发布一份网络安全报告，其中列举了有关5G安全的关键挑战，一是在垂直行业场景维度，罗列了典型场景下，因为5G的引入，可能带来的潜在安全风险和新的安全要求，比如自动驾驶场景下对汽车网络的攻击、远程手术和医疗场景下对个人数据、因素和实时通道的安全管理；二是新的云和虚拟化技术（SDN、NFV）等引入带来的网络的开放性、可编排带来的潜在安全威胁；三是切片技术引入5G架构带来的跨域跨层安全风险。

所以在5G时代，一切有价值的且能够从连接中受益的东西都将连接到网络，这意味着，思考5G安全的关键出发点是：如何保护这些有价值的资产和实时动态产生的利益。而思考的维度，将不能只局限技术攻击，更要防止社会工程攻击，并且预防蝴蝶效应式的安全大崩塌。

八：促进5G的发展，需要哪些政策供给？

如前所述，5G是全社会的事情，事关整个数字化社会的基石构建，也事关全球产业链的话语权竞争，更涉及未来的网络安全，所以显而易见，发展5G，需要在产业政策层面提供一些积极的供给，在我看来，应该把5G的发展提高到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石的战略高度，进行产业政策设计。

在电信行业本身，适度的财税政策支持将是必要的，尤其是对基于5G的新技术和新应用、新终端的创新研发的支持。有两个领域我认为需要特别关注，一是新的行业平台，二是5G融合的新终端。

资本运营将是5G时代的重要要素，仅仅就电信运营行业而言，目前投资管控的机制和模式或许需要作出某些关键性的调整，不如在风险控制和投资激励上，以为5G的创新提供足够的风险资本支持。

一些行业的技术改造和创新资金应该把5G的采纳纳入考核和支持的范围，比如银行的技术改造贷款项目、实体经济财政专项激励资金等，对5G实时优先支持。

当然，如果能够对5G产业链的研发、科研人才提供某种激励和支持，那是5G发展的根本大业。

此外，我认为，中国应该专门对基于5G的商业模式创新提供政策激励，商业模式是一种知识产权和创意，对商业模式的保护也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5G成败的关键之一就是商业模式的创新。

自从6月6日之后，中国开启了5G时代，牌照的靴子落地了，只是开始，真正的5G普及更多的需要在顶层设计、产业协同、模式创新、政策扶持、运营创新、人才培养作出可持续的努力，这需要时间、耐心、协同、创新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