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万人申请，14万人咨询，却区区仅有5万人成功，转换率不足一成！

这就是被寄予厚望的携号转网试点的丰功伟绩。如工信部人士所言，携号转网除了使得电信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之外，对于撼动（在此感谢故宫）市场格局变化丝毫无意义。这个结果其实并非不可预期。

如果政府管制部门真的把携号转网视作能够改变电信市场竞争格局的政策工具，恐怕很多专家学者真的要跌破眼镜，表示遗憾了。

在携号转网上最激进的韩国貌似也没有成功的改变市场格局。世界上的大多数主流国家也只是把携号转网作为一项改善用户福利，激励运营商有效竞争的工具而已。

所以，有关部门人士表态说试验还要继续也就不足为其。在笔者看来，所谓两地不同试点方案选择本身就显示了某种管制当局在政策取向上的模棱两可和纠结的心态。

是天津和海南携号转网成功的绝对数量看，越是给予用户自由的选择，那么携转市场越是活跃，也就是说，政府限制的越少，市场越有效率。尽管增加了运营商市场竞争的强度，但是最终受益的还是最终用户。

以此，如果我们推测携号转网政策的政策走势，可以按照以下逻辑来分析：

假设最自由的天津方案也不能对市场格局造成根本性的变化，

那么电信管制当局有理由认为：

1）全国推广天津携转方案将是没有意义的，除了造成运营商成本损失之外，即使能够增加用户的自由选择的福利——那么携号转网将会无疾而终。（假设政策制定者是成本偏好或者国资委掌握了较大话语权）

2）全国推广天津方式是有意义，即使运营商有损，最终用户自由选择的增加，将会改善用户福利也会进一步刺激运营商内部结构优化——那么携号转网将会全国选择天津方案。（假设政策制定者是公共福利改善偏好，且是自由市场主义者）

而单向的海南方案更不能造成市场格局变化，那么当满足一下相容条件时，电信管制当局的选择如下：

1）全国推广海南方案是有意义的。作为一项不对称管制政策，可以进一步作为牵制工具，增加主导运营商的竞争成本，减低其在新增市场的活力和进攻性。且可以从2G到3G的转换率上，促进国产3G用户数的飞速增长（假设政策制定者是非垄断竞争偏好且自主创新数字偏好者）

2）全国推广海南方式是无意义的。自有选择严重缺失的方案，抑制了用户的预期和需求，既增加了成本也无益于公共福利的改善。（假设政策制定者是公共福利改善偏好）

那么，在天津和海南的方案选择上，电信管制当局的政策价值取向又可能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出，当作为公共福利改善偏好站主导地位时，天津方案在政策制定者的天平中要重于海南方案；当非垄断偏好站主导地位时，海南方案将优于天津方案（二打一是最佳实践）。

至于政策制定者的偏好是什么，只有他们心里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