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黄仁宇先生的《现代中国的历程》，对唐宋和明清破败的金融财政体系印象极为深刻，一个由政府主导，没有民间参与的唐宋和明清帝国的金融体系，既阻碍了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形成，更是直接导致中国商品经济无法形成规模，也使得中国的科技创新无用武之地。

黄仁宇先生把这个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中国对稳定的需求超过了发展的需求，并且渗透在中国人的治世思想体系中对所谓大一统的顽固性执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中国当下金融体系中，以国有银行为基础的的财政和货币管理体系，和明清唐宋的管理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我国学习西方已经建立起来了现代的金融框架，但是以官办为主的金融体系，即没有满足中国经济发展对信用机制的迫切性需求，也没满足民间资本能够顺利的进入金融流通领域的需要。

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会等待上层建筑的迟钝，支付宝应运而生，各类预付费卡公司也层出不穷。作为重要的第三方资本力量，第三方支付们解决了国有银行们不想做，不愿意做，做不了的事情。

随着第三方支付的发展，纳入国家的正常管制体系，是必然的。但是，以央行支付牌照的发放来看，以控制和不信任为主，还是念念不忘国有银行的利益的思维还是在作祟。

挤牙膏式的牌照发放，不时有官员跳出来要对牌照限量的言论，不断传出的规则要修改的消息，我们可以看出监管部门的纠结。

他们没有明白，所谓牌照，只是监管层承认以前的工作缺位，对已经蓬勃发展的第三方资本力量的一次集中性的追认。难不成监管层还想着要借此让一批中小支付公司倒闭？

既然是一次承认错误，也是一次追认，就没必要遮遮掩掩，羞羞答答，你牌照发和不发，民间资本的需求和公众需要在市场经济中解决的问题始终在那里，生意和金融创新业始终在那里。

并不会因为监管当局的鸵鸟政策这些问题就会自动消失。要疏导需求，而不是到处围追堵截。

所以说，支付牌照到底想解决什么问题？恐怕需要监管层仔细的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