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在我的脑海中已经徘徊了有两个多月，起因在于我在思考运营商在从事信息化业务时所面临的体制困境：想做跨行业的信息化项目，就必须去拜那个行业的信息化主导者的科技山头。另一个原因也来自在那次发生温州的动车事件之后，思考缺乏市场化的科技体制在缺乏竞争压力下的效率和能力的问题。

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在中国，科技是以一种被豢养的方式生存着。所谓豢养，我认为是这样一种状态：每个产业部门都有本部门完整的从基础理论研究到产品设计开发到运营维护的科技体系，且对本产业部门的科技从业单位存在极高的信任关系，其他独立的从事相同和相似领域的业者很难进入这样的产业部门，即使他们的水平要高于产业部门内的业者。

而在中国，被豢养的一个关键的制度安排的形式则是产业部门的科技单位都是有该产业部门的行政管理部门主管主办或者本身就兼具代理行业管理部门形式标准制定、设备检测、市场标准等半官方行政职能；另一种形式则是本产业部门主导业者是大股东。

这些被豢养起来的中国科技因此被分割的七零八落，凌乱不堪，重复性的研究和同质化的产品层出不穷。使得中国的科技水平很难有独立的具有重大产业价值的东西被产生出来。

这些被豢养的科技也缺乏真正的竞争能力，因为在决定一个项目的价值以及其获取项目的能力上，并不是看起本身的技术和科研水平，而是看起主管部门的行政级别或者大股东的实力，套用流行的话说，就是“拼爹”，看看谁的“爹”更厉害。这也使得被豢养的中国科技从制度上缺乏真正的创新激励。

这些被豢养的科技也缺乏真正的创新能力。由于其生存依赖于于行政部门或者大股东，在技术创新上，来自行政部门或者大股东领导的一言一行就会被无限上纲上线。科技人员的存在是为了证明管理部门或者大股东领导的正确，而不是为了创造新的技术和产品以更好地生存。所谓君权如果来自神授，皇帝又有什么理由照顾老百姓呢？

这也是中国所谓两化融合的困境。成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信息化主管部门，到头来发现，所谓以信息化支撑工业化只是一个理想的口号。制度安排没有解决，所谓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还是处于各个产业部门各自为战，先进的产业部门的经验和知识很难以在其他产业部门迅速的推广。而行政主导的信息化模式，也使得所谓两化融合被条块分割，各自为战。

这种被豢养的中国科技的产生，从近的的历史角度看，是中国行政体制条块分割，追求大而全的恶果，而从大历史的角度看，笔者认为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以降，门客文化和军阀文化盛行和延续的结果。几千年沉积下来的民族心理结构其惯性之巨大，令我辈后人瞠目结舌。

这也是中国科技创新和进步的顽疾，此顽疾不打破，则中国科技之发展前景堪忧。